作為本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獎評委會主席的導演姜文，把對生活、對往事無法達成的和解，轉化為他拍攝電影的能量，它讓姜文保持著創作與感受的敏感性，如此，才會有獨一無二的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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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經常有人談到姜文。比如某位業內資深的媒體人，會在一場私人聚會上，突然很神秘地說，姜文約我去談電影了，我很有可能去給姜文當編劇。

　　結果通常是這樣：姜文的確約他去談電影了，也的確發出請他當編劇的邀請，但在談過幾場之后，此君發現自己的創意在姜文面前再無閃光之處。所以業內有句戲言，“被姜文用過的編劇，都變成了藥渣”，由此可見姜文對于劇本的在意程度以及博采眾長的能力，都超過了不少人的想象。

　　眾多與姜文談過劇本的人，有一些名字的確被打到了大銀幕上，成為署名“編劇”。但姜文的電影，署名“編劇”再多，觀眾都記不得那些名字。姜文的能力在于，他可以把一部電影，完完全全地貼上他個人的標簽，看幾個畫面，聽幾句臺詞，你就能感受到姜文的荷爾蒙味道。

　　“演員要是能再腌一腌就好了。”“你應該把葡萄釀成酒，不能僅僅滿足于做一杯又一杯的鮮榨葡萄汁。”這是姜文送給另一位名導的兩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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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一部，是姜文導演電影的大致規律。繼2014年的《一步之遙》后，2018年的《邪不壓正》　定檔7月13日。《一步之遙》　票房不甚理想，但沒人對“姜文”這個品牌產生懷疑，很多人都期待姜文能通過《邪不壓正》打個翻身仗，口碑與票房雙贏，為國產電影正名，為“爛片打不贏好片”提供一個案例。

　　除了影片宣傳期，姜文很少接受采訪。姜文愛懟記者是出名的，這讓記者們對他又愛又怕。但不少姜文的朋友都說，其實他是個羞澀、內向的男人，懟人有時候只不過是為了掩飾內心的緊張。大牌導演也會控不了場？確實存在這樣的可能，“導演姜文”和“普通人姜文”，的確有很大的不一樣。

　　前不久，姜文接受采訪。這恐怕是第一次有著名的公眾人物接受采訪時，要背對著攝影機。

　　背對攝影機，讓姜文有了安全感。

　　有了安全感的姜文，迅速找到了自己的話語模式，于是便有了這樣的對話：

　　問：“危險會給一個時空帶來特別大的魅力。你把自己陷入過某種危險的狀態嗎？”

　　姜文：“我每天都在危險當中。”

　　問：“那日常的危險是怎么樣的？”

　　姜文：“起床。”

　　訪問者在知道自己上當之后已經晚了，姜文成功地把他帶進了他戲謔的、擁有輕度嘲諷意味的思路。但在“戲耍”之后，姜文并沒有表現出得意，姜文只是在確認，他仍然在主導著這場談話的節奏與方向，如同他在片場上所做的那樣。

　　或是出于某種“回報”心理，在接下來的談話當中，姜文也真誠地袒露了情感的脆弱一面。

　　采訪者問姜文，你這么多年遇到最大的失敗是什么？姜文把話題轉向了母親，“我不知道怎么能讓她看見我做的事情高興，她老有一種不高興的樣子”。

　　給母親買房子，她沒表現得多高興，不去住。當年考上中戲，給母親看錄取通知書，母親卻啪的把通知書扔在一邊，說：“你那衣服還沒有洗呢，別給我聊這個。”

　　55歲的姜文，談到母親對自己的影響時，已經可以做到控制情感，不感傷，不顫栗。可是他在電影里卻說道：“我還是個孩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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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姜文電影里，經常出現有關孩子的描述。《陽光燦爛的日子》本身就是一部充滿孩子氣純真的電影，里面的獨白，更是以孩子的口吻說出，“慢著，我的記憶好像出了毛病，事實和幻覺又攪到了一塊兒……”“我悲哀地發現根本就無法還原真實，記憶總是被我的情感改頭換面，并隨之捉弄我、背叛我，把我搞得頭腦混亂，真偽難辨。”

　　在《太陽照常升起》中有一句臺詞：“阿廖沙，別害怕，火車在上面停下了，他一笑天就亮了。”誰是阿廖沙？這個名字出自高爾基的《童年》，在原著中，阿廖沙是個孤兒，在《太陽照常升起》中，姜文飾演的老唐、房祖名飾演的李東方、黃秋生飾演的小梁，都是缺乏父愛的“阿廖沙”。姜文在該片所傳遞出來的孤兒困境，也容易讓人想到他童年所缺乏的母愛。

　　到了《一步之遙》的時候，一些影評人不約而同地關注到，舒淇飾演的完顏英向姜文飾演的馬走日求婚的那一幕，馬走日在被逼無奈的情況下說了一句：“我……還是個孩子啊！”這句臺詞被賦予了諸多的解讀，通常影迷們會覺得，這是姜文對童年情感的不解與追問，也是他拒絕成長的標志性宣言。

　　于是，從情感心理的角度，去分析姜文在制作電影、宣傳推廣、面對公眾時的話語與姿態，便不難理解他的“任性”。“任性”是為了被看到，如同一個孩子拿彈弓打碎了一個玻璃瓶，他期待的是表揚而非批評。一直期待得到更多認同的姜文，回擊批評的方式是“更加任性”，他成了電影的“英雄”，卻一直不改生活的“孩子”本色。這樣內外矛盾甚至內外交困的他，反而成為導演姜文的魅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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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里如魚得水，不拍電影的時候，回到現實，面對的依然是跟十幾歲的時候一樣的困境。”同樣是在與訪問者的對話中，姜文很誠懇地表達了他在當下現實生活里仍未擺脫的麻煩。

　　他坦白的是自己內心的傷痕，無數中年男人為之唏噓感嘆，是因為姜文的困境，也是無數處在這個年齡段的中年人的困境。可惜的是，不是每個人都有膽量與勇氣，說出那些讓自己不愉快的原因。

　　姜文把對生活、對往事無法達成的和解，轉化為拍攝電影的能量，他通過虛構的人物在銀幕上的奔跑與吶喊，與童年與青少年時那個不被母親接納的孩子進行講和。這個漫長的過程不會結束，那股野蠻的能量甚至仍然在生長，它塑造了“英雄”姜文，因為它讓姜文保持著創作與感受的敏感性，如此，才會有獨一無二的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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