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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通古今的水上航行智慧和文明交流互鑒成果

2024年07月07日05:25 | 來源:人民網(wǎng)-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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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航是人類探索世界、交流文化的重要途徑。從舟楫揚帆到“蛟龍”探海,我國在挺進深藍中,與世界的互動愈發(fā)深入。在第二十個中國航海日到來之際,本版約請兩位專家學者,從繪畫、工藝的角度,探討貫通古今的水上航行智慧和文明交流互鑒成果。

——編 者

  中國畫《清明上河圖》(局部),作者為北宋張擇端。   故宮博物院藏

  中國畫《清明上河圖》(局部),作者為北宋張擇端。故宮博物院藏

中國畫《雪霽江行圖》(局部),作者為北宋郭忠恕。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中國畫《雪霽江行圖》(局部),作者為北宋郭忠恕。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舟行萬里入畫圖(古悅新喜)

王冬松

“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船的發(fā)明,推動人類活動從陸地向水上延伸。作為海洋大國,我國從古時“刳木為舟,剡木為楫”開始,便不斷從淺水向深海探索,水上航行智慧熠熠生輝。許多先進水上航行技術的發(fā)明,不僅助力人們科學航行,更引領世界航海潮流,為航海事業(yè)發(fā)展作出積極貢獻。歷史的進程在繪畫中得到生動詮釋。品讀繪畫中貫通古今的水上航行智慧,可以得到有益的啟示。

船舶性能是其水上航行能力的重要保證。作為具有跨時代意義的發(fā)明,古代木船的水密隔艙結構是中國造船對世界造船的巨大貢獻,影響深遠。所謂水密隔艙,就是用木板把船艙分隔成一個個互不相通的分區(qū),在增加船體構造強度的同時也防止因船的一角破損而導致整船沉沒,使遠航成為可能。西漢南越王墓出土的船紋銅提筒,其裝飾圖案則為人們了解水密隔艙技術提供了一種視覺想象。畫面上,四艘羽人船相連,船只首尾上翹、造型合理、分艙清晰,從側面反映了西漢時期嶺南地區(qū)的造船能力。

“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唐代詩人李白以氣勢磅礴的詩句,描述了古人江上行舟的美景,蘊含古人利用風帆助力航行的智慧。在敦煌莫高窟壁畫、古代中國畫中,多見對船帆的描繪。像敦煌莫高窟第45窟南壁西側壁畫,設色清麗,畫中的大帆船一桅一帆,桅桿頂部細致畫出五級掛帆扣,以示該船可根據(jù)風力隨時調整航速。宋代佚名《江帆山市圖》則呈現(xiàn)了船只航運場景,畫面尺幅不大,但氣象開闊,水面上一船只的桅帆刻畫更是清晰醒目,成為研究古代造船技術和貿易情況的重要圖像資料。作為我國古代重要船型的福船,是帆船時代的典型代表。清代佚名《靖海全圖》細致勾勒了多艘清代中期用于海戰(zhàn)、屬于福船類型的大型同安梭船。畫面上,船型如梭,桅上掛篷較多,其優(yōu)良結構和優(yōu)越性能可見一斑。

宋代科技發(fā)達,造船技術更是領先世界。以精細寫實著稱的宋畫,保留了不少對宋船的描繪。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中便描繪了20多艘船只。其中驚險一幕,將故事情節(jié)推向高潮——一艘客貨兩用船在通過橋洞時快要撞上橋梁,橋上行人驚呼,水手們趕緊將高聳的桅桿橫放下來。能夠成就這一精彩情節(jié),離不開這艘船使用的“可眠桅”技術——桅桿底部裝有轉軸,可根據(jù)需要隨時將桅桿放倒或豎起。沈括《夢溪筆談》記載,中國人還將“可眠桅”技術傳授給了外國海商。“可眠桅”在“界畫”大師郭忠恕的《雪霽江行圖》中被描繪得更加精細、清晰。細致觀察《清明上河圖》,還可以看到多艘船只的尾部都有一條“小尾巴”,叫作平衡舵。不同于普通的船舵,平衡舵不僅轉向靈活,還可以升降,起到穩(wěn)定船身和改變航向的作用。同時,圖中引人注目的船上密密麻麻的排釘,也不是藝術的點綴,恰是“榫合釘接”技術的寫照。船的連接技術關系著航行安全,“榫合釘接”便通過“榫卯”與“釘接”結合的方式,增強船體的抗風浪能力和船體構件間的穩(wěn)固度。這些領先世界的中國發(fā)明,大大提升了船舶的遠航能力。

作為“海上向導”,航海圖是海上安全航行的指南。鄭和下西洋代表著中國古代航海技術發(fā)展的巔峰,明代《武備志》收錄的《鄭和航海圖》被中外專家學者認為是世界現(xiàn)存最早的航海圖集。不同時代、地域、文化背景下的地圖繪制者,對空間有著不同的理解,描繪世界的方式也有所不同。該圖采用山水畫式的繪法,詳細描繪了航路以及沿途的島嶼、山峰、淺灘、礁巖、港口、城寨等定位和航行方法。其中所附的4幅過洋牽星圖,說明鄭和航海除了借助羅盤,還配合使用了過洋牽星術——通過觀測星辰的海平高度(仰角)來確定航行方向和所處緯度,充分反映了明初航海水平的提升。《鄭和航海圖》是中國歷代航海技術成果的總成,也代表著中國古代航海制圖學的重大進步。

現(xiàn)代科技發(fā)展,推動我國航海事業(yè)大步向前。時代巨變砥礪藝術創(chuàng)新。老一輩畫家的作品,如顏文樑油畫《造船廠》、關良油畫《廣東造船廠》、許幸之油畫《巨臂》等,均聚焦大型鋼鐵船舶,展現(xiàn)新中國航海事業(yè)朝氣蓬勃的氣象。新時代,在建設海洋強國目標引領下,我國航海事業(yè)發(fā)展達到新高度。美術工作者用畫筆繪就更為壯闊的時代畫卷。像馬鑫、牡丹油畫《海上絲路新樞紐——寧波舟山港》、張及時油畫《港口雄開萬里流》等,均以俯視的構圖、宏闊的景象,展現(xiàn)以智慧港口、智能航運為代表的“新基建”推動航運高質量發(fā)展的新圖景。周補田油畫《巡海》、高海戈油畫《曙光》等,則聚焦向海圖強的奮斗歷程,以獨特的藝術手法展現(xiàn)當代中國海洋事業(yè)發(fā)展成就。

從木船到戰(zhàn)艦,從以櫓作動力到以能源為動能,一幅幅畫作折射著千百年來中國人“舟行萬里”的智慧,也激蕩著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活力,讓航海精神借助丹青畫境熠熠閃光,為開啟航海新征程、共創(chuàng)航運新未來提供精神力量。

(作者為華僑大學美術學院副教授)


清代瓷胎畫琺瑯福壽連綿雙耳瓶。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清代瓷胎畫琺瑯福壽連綿雙耳瓶。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工藝中的“海絲”文化回響

章宏偉

“志合者,不以山海為遠。”海上航道的開辟,讓世界文明互聯(lián)互通,共同繪就文化交融的多彩畫卷。隨著故宮博物院“紫禁城與凡爾賽宮——17、18世紀的中法交往”展覽的舉辦,以及為迎接第二十個中國航海日相關活動的開展等,文化交融的回響更加悠長。作為歷史與文化載體的文物,折射著文明交流互鑒時碰撞出的璀璨光亮。

文明交流互鑒的活力,體現(xiàn)為對世界文明的貢獻。在古代,大量中國瓷器、絲綢、茶葉、漆器等借助“海上絲綢之路”運往西方,“中國風”影響世界。其中,絲綢和瓷器最具代表性。色澤亮麗、薄如蟬翼的中國絲綢一經(jīng)行銷海外便受到追捧,在西方古典油畫中常能看到中國絲綢的身影。而瓷器進入歐洲后,使用、收藏中國瓷器成為時尚。比如法國凡爾賽宮和特里亞農宮博物館所藏的龍泉窯青釉瓶、青釉香水瓶等,在瓶底、瓶口或瓶身等處以金色裝飾,生動體現(xiàn)著當時法國對中國工藝品的“法式改造”。這些文化烙印,記錄著“中國風”在海外的盛行,留下令人尋味的歷史片段。

文明交流互鑒的活力,也體現(xiàn)為藝術互融豐富審美觀念。文化在向外傳播過程中也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外來文化元素和審美情趣融入藝術創(chuàng)造,讓器物形制和裝飾不斷豐富。像外銷瓷中出現(xiàn)了很多“來樣加工”“私人訂制”,也有一部分為適應海外審美而制作的產品。正在揚州博物館展出的“廣州定制——廣州博物館藏清代中國外銷紋章瓷展”,匯聚110件(套)紋章瓷,向觀眾展示豐富多彩的紋章瓷裝飾藝術。這些作品,將歐洲城市、團體等特殊標志燒制在瓷器上,使其既具中國傳統(tǒng)制瓷工藝的細膩之美,又散發(fā)出歐洲浪漫典雅的裝飾風格之美。在“黑石號”沉船上,眾多瓷器裝飾有褐色、綠色等彩繪西亞風格紋樣。其他文物上,也常見中外不同審美觀念碰撞的火花痕跡。像故宮博物院收藏的“緙絲人物圖掛毯”,主體裝飾為中國傳統(tǒng)題材,花邊卻采用了西洋式,形成強烈的視覺對比。通過清宮檔案以及歐美博物館中的現(xiàn)存實物等,基本可以還原這種中西融合的藝術作品產生的詳細過程,展示出中外藝術交流中某些不同的面向。

文明交流互鑒的活力,更體現(xiàn)為文化互融促生新的藝術樣式。比如,瓷器和絲綢所表達的文化意境、藝術情趣,對法國洛可可藝術風格的形成起到關鍵作用。洛可可風格大量運用曲線和自然形態(tài),色彩以象牙白、金色為主,清新雅致、精巧優(yōu)美,開創(chuàng)了與富麗堂皇的巴洛克風格完全不同的藝術之風。風靡于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年間的“琺瑯彩”即瓷胎畫琺瑯,也是東西藝術互融的結晶。康熙朝時,畫琺瑯工藝由西方經(jīng)海路傳入,在中外工匠的共同努力下,部分工匠逐漸能夠熟練掌握金屬胎畫琺瑯燒制技術,并將這種技法移植到瓷胎上,最終研制成“琺瑯彩”。從最初的濃厚莊重到后來的清淡素雅以及之后的雍容華貴,琺瑯彩料與瓷韻相融相生,集中西風韻于一體,開辟新的審美意境。文明交流互鑒是多維的,從技術到藝術,中外文化如何實現(xiàn)融合創(chuàng)新,是我們研究文明交流互鑒時應認真思考的課題。

站在新的起點上回望,這些工藝不僅見證著中外交流的歷史,也生動詮釋著“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的深刻意義,彰顯航海帶來的深遠影響。希望越來越多的學者關注并深入研究工藝所承載的文明交流互鑒歷程,為共同書寫文明交流互鑒新篇章夯實文化根基。

(作者為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

《 人民日報 》( 2024年07月07日 第 08 版)

(責編:胡永秋、楊光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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